当普世的种子在心中发芽

——读李乾《迷失与求索——一个中学生的文革》

我一直都对文革的历史记录很有兴趣，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期盼。期盼当年的那些当事人在回首往事时，能给我们留下数十年以来沉淀下来的思考。岁月不饶人，连我这个当年的小学生现在都过了知天命之年，当然希望那场搅动了数亿人灵魂深处的大动荡能给后世尽量多一些的第一手材料，而不要等到哪一天去作抢救性发掘的补救。然而这一领域特别迟缓的进展远远不能令人满意。

毫无疑问，文革的产生肯定是有偶然性因素，个人的主观意志肯定是起了重要作用的。但是，如果没有全国数亿人民一拍即合的狂热，个人的因素就很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了。所以，文革这场动乱的责任公平地说应该人人有份。文革中有一句常用的口号叫做“受蒙蔽无罪”，然而人心除非自己蒙蔽了自己，别人是无法蒙蔽的。

今年5月，老同学从美国发来信息，告诉我武汉有位文革小将李乾先生最近写了一部回忆录在网上流传，叫做《迷失与求索——一个中学生的文革》——还是出口转内销——我很快找到了这本书，读完之后，方知作者李乾是武汉1967年“12.5”事件——一群激进中学生在文革中枪杀人命的当事人，他因此蹲了18年大狱。这部长达30万字的回忆录，详尽地描述了“12.5事件”的前前后后，详尽地描述了作者本人在事件发生后被逮捕、羁押、审判、服刑18年漫长的牢狱生涯，更是详尽地描述了18年中他的困惑，他的思考，他的成熟，他的思想的一点一滴的变化。很血腥，很惨烈，很残酷，很震撼。

最让我感兴趣的是作者在第2章和第36章分别记录了他人生中相隔16年的两次重要会议。

第一次会议发生在1967年“12.5”事件前夕，红旗中学（湖北省武昌实验中学）革委会成立，18岁的李乾是革委会分管教育革命兼管安全保卫的委员。头一天中午，初一“翻天”战斗队和一个曾经放火烧毁学校办公大楼的庄洪运发生冲突。4日傍晚开始，学校大门外聚集了大批陌生人，有人指认庄洪运，孔威，傅强，丁洪宝以及武昌区的流氓头子韩转运等一伙人正在集结，说要为庄洪运报仇。李乾等人决定召集一部分男生在寝室大楼一楼的《红十月》编辑部集合待命。晚上探听消息的同学报告说孔威、傅强等人撤离了，然而集合待命却演化成了一次重要的会议。

“把人集合起来一次不容易，就这样算了？”也许是有人觉得这是一次解决问题的机会，对参加会议的几个头头发出了这样的诘问。

“不算又怎么样？”有人不以为然地反问。

“到他们家里去把他们抓来。”他激动地说。

“抓来搞么事，就地打死他算了。”更激烈的主张出现了。

会议室里一下静下来。这个提议太突然，也太有震撼力了，绝大多数人都没有这个思想准备。刚开始我也是一愣，一时不知道怎样回应这个提议，在此之前，把这伙流氓痛打一顿就是我惩罚他们的全部内容，从来没有想过要谁的命……

开始有人发出充满正义感的声音：“这伙流氓抢劫建设银行，放火烧楼，绑架，行凶，对南下的女生耍流氓，什么样的坏事没干过？打死他们也是为民除害。”

……

“《文汇报》的社论说：一小撮流氓的猖狂挑衅是路线斗争的新动向，他们妄图干扰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要迎头痛击。”有同学据此来说明这情况中央已非常清楚，已向我们发出了战斗号令，这样做是符合斗争大方向的。

……

大家七嘴八舌地说，情绪开始升温。

“我不同意打死。”只有高三（1）班的钟立民在一片赞同声里明确表示了不同的意见。

马上有人不容质疑地对他说；“这种流氓留着干什么？你不干就一边去！”

有同学搬出了革命导师的语录：“列宁说无产阶级革命利益的需要就是最高法律。现在公检法已经瘫痪，流氓猖獗没人管，这事只有我们造反派来做了。”

……

我想起了列宁的话：“在历史上任何一次大革命中，人民没有不本能地感觉到这一点，没有不通过把盗贼就地枪决来表现其除恶灭害的决心的。从前革命中的不幸，就在于使革命保持紧张状态并使它有力量去无情地镇压有害分子的那种群众革命热忱，未能长久保持下去。”这真是革命的箴言，伟大的列宁几十年前就指出了这种“不幸”，要我们保持革命的“本能”，我们还有什么可犹豫的？不知是因为导师的教导还是因为会场上那种气氛的压力，或者就是真改变了认识，持谨慎态度的同学不做声了。

我慷慨激昂地说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不然就打不掉他们的嚣张气焰，这回要搞，就要彻底打掉这个流氓团伙，要打得他们再也不敢来干扰破坏文化革命的正常进行，法律是保护我们而不是保护他们的。

此时的我，对将要做的这件事的正义性，合理性，必要性已经没有一点怀疑。甚至被大家的英雄气概所感动，有一种马上要去为人民的事业建功立业的骄傲和自豪。

干不干的问题解决了，接着要解决的是怎么干的问题。我说那我们的目标确定哪几个？提出这个问题意味着我自觉不自觉地进入了主持会议的角色。

……

在我的主持下，大会最后决定除掉孔威，傅强，庄洪运，丁洪宝四人；落实了枪枝及由谁持有；确定了参加行动的人员；把参加者分成了四个组，确定了各组的负责人；明确了去孔威家由老初三（4）班的同学带路，去其余三家带路的事由符军负责；十二点钟开始行动。

接下来的就是作者作为执行者，以革命的名义处决了孔威和傅强，孔威用了十一枪，傅强两枪就解决了。在去丁洪宝的家的途中，他的脚步却开始有点沉，“人命关天”的古训不知什么时候从什么地方又冒了出来，可能是傅强的母亲那一撕心裂肺的喊声唤出来的，也可能是它一直就没有离开。

我的心跳也越来越快，内心的冲突也越来越激烈。理智在告诉我打掉孔、傅二人就足够了，这个行动现在可以而且应该停下来。越往后走，要停止就越困难，此时能中止这后面行动的只有我，但要中止必须得到大家的认同，而且必须和我们心中的革命理念一致。这个中止的程序该怎样开始？开个紧急会议讨论？很难，没有时间也没有那个氛围，而且人多嘴杂，……必须当机立断。情急之中心里突然闪现一个主意。我叫停队伍，快步走到符军跟前，用大家都能听到的声音问他：“打掉孔威、傅强后，剩下的这些人还敢不敢危害文化大革命，跟我们作对？”

谁也没有想到我会在这个时候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尤其是符军。但此时谁都明白我提出这个问题的用意，符军的回答将影响下一步的行动，大家一下子都看着符军。

可能是太突然，他一时没有回答，足足有十几秒钟没吱声。……符军在一阵迟疑后，终于说话了：“估计不敢了。”

我不再给任何人说话的机会：“那好，回校。”

一群十七、八岁的学生怀着对伟大领袖的一片忠诚，怀着对文化大革命的一腔热血，怀着对流氓恶势力的深恶痛绝，凭着对革命最单纯的理解，干出了这样一件石破天惊的事。最后还留了一个没有完全按照决议执行的尾巴，这个尾巴倒是意味深长的。

第二次会议是在16年后的服刑监狱里发生的，那是1983年的夏天。当时外面的“严打”如火如荼，死刑的上诉期由十天改为三天，监狱里的气氛更是紧张，在这个风头上生点事受到的惩罚可能是难以想象的。

一天，红炉组的组长方静悄悄告诉李乾，说有人找他帮忙锻打匕首，他感到有点不对头，从来人的口中套出来话来，说是启贵和巫刚各号了一帮人约定第二天下午在工地里对搞，可能会有六七十个人会卷进去，两边都说这回不死几个人下不了地。

“我感到事情有点严重，来找你商量是不是马上给陈队长说一下？”

“最好先不忙说，现在正是‘严打’期间，这样大规模的闹事，不管打起来没有，只要捅上去，肯定会列入‘严打’范围，搞得不好会有人头落地的。”

……

“那怎么办？”

“你去把××、××、××几个人找来，我们先商量一下。”

……

在等他们来的这段时间，心里突然有点犹豫，这究竟是不是自己该做的事？……但想到这件事关乎几条性命，以可以承受的惩罚去搏几个年轻人的性命，不论从什么角度来说都是应该去做的，几经犹豫后我还是决定要努力一搏，具体的措施在心里也清晰起来。

……

“这个事如果我们不出手压下来，肯定有人要掉脑袋。现在就汇报给管教股，恐怕会出现林海强那样的情况，压而不服，最后还是酿成血案。我想避免这个后果出现。”

他们很注意地听着。

“具体想法跟你们说一下，你们看看可不可行。第一步我们要防止今晚他们在号子里就搞起来，这不是不可能的。现在要做的事，一、××、××分别盯住巫刚和启贵，不让他们带任何可能成为凶器的东西回监号，不让他们两个人有单独在一起的机会，把他们两个死死盯住，一有扯皮的苗头坚决把他们扯开。二、××现在回监舍去，就说我说的叫值班的把门打开，把那几个可能闹事人的床铺仔细检查一下，看有没有凶器一类的东西，然后把门锁好。叮嘱值班的要特别注意不要让人把不该带的东西带回了号子。三、今晚值班的力量要加强，把值班人员临时调整一下，换上几个责任心强脑袋瓜子反应快的，任务要交待清楚，发现异常情况马上叫醒我们几个，我们睡觉衣服就不要脱了，值班的事××去落实。四、这件事我们要内紧外松，不要八字还没有一撇就搞得满城风雨，那样肯定会有人捅到管教股去的。五、方静你跟启贵比较熟，你负责做他的工作，要跟他讲明厉害关系，如果他不听劝硬要闹，不仅他一个人会掉脑袋，还会害了一大帮子人的。巫刚的工作我来做。

最后我要讲明这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这场斗殴就算是被我们成功地制止了，管教股知道后我们很可能也要挨训；这个计划如果失败，管教股会追究我们的责任，当然首先是我的责任。大家考虑一下值不值得去做？如果你们都认为不值得，我马上去找陈队长。”

“这是救人命，值得。”

“你李乾做事我们信得足。我们又不是做坏事，会有多大个责任？要有责任我们都有责任。”

“我们还是应该要有两手准备，要设定一个最后的时间，如果到了最后的时间还不能有效的化解这个事端，我们要及时给陈队长说。”

两次会议的反客为主都充分显露出了李乾的临场决断的冲动性格，更显露出了他追求公平正义而不计后果的赤诚之心。前一次会议原本是由革委会副主任主持，结果李乾喧宾夺主；后一次会议本来压根儿就违纪，应该由监狱管理者处理的事情，李乾却越俎代庖了。前一次会议为了使“革命保持紧张状态并使它有力量去无情地镇压有害分子”，充满了正义性、合理性和必要性；后一次会议为了避免六七十条生命在“严打”的风头上顶风作案可能遭到更严厉的惩罚，也充满了正义性，合理性和必要性。就连那与第一次会议决议相抵牾的放弃继续执行的尾巴，也是鲜明地展现了李乾的个人风格。

赤诚是李乾的出发点，这在他的整个回忆录中处处可见。然而，正是这个赤诚，使他铸下了弥天大罪。他在书中这样写道：“写到我最对不起的三个母亲时，我无法想象此事给三位老人造成的痛苦和伤害，我的心在给她们一次又一次地叩头里，早已泪流满面。”李乾能做到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强调的更多的是，我是掏心窝子的赤胆忠心，一心一意为了红色江山永不变色，我的一切作为都是按照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指示办事，所以要错也不是我的错。

好心办成了坏事，这是人们总结文革时一个最说不清道不明的逻辑。究来究去，还是归结到赤诚之心。但是，16年前为了捍卫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赤诚之心和16年后为了避免六七十位狱友再次失足的赤诚之心是同一颗赤诚之心吗？当然是的。那么一个是以枪杀两条性命为后果，给李乾造成了永生永世的悔恨；一个是以避免流血为后果，给李乾带来了佛光般的赎罪感，不同的结果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这是问题的第一个层面。其次，如果说，处决两个流氓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理念来说是绝对一致的，具有无可挑剔的正义性、合理性和必要性，那么背着监狱管教干部，作为犯人私自平息一场犯人之间的械斗，其正义性、合理性和必要性是对谁而言的呢？显然不是对政府而言，而是对那六七十个犯人而言。再有，临时“良心发现”中止执行大家举手表决的决议，其正义性、合理性和必要性当然是对执行对象及其家庭而言，但如果面对决议本身或者革命理念来说，显然又是矛盾的。

面对不同环境和对象，赤诚之心所导致的人的思想、人的行为随时可能发生完全对立的变化，这就是全部的秘密所在。赤诚之心是以情感去考量我们周遭的世界，是以情感去指导我们的行为，而人的情感是丰富的、复杂的，是不能一以贯之的，因而必然是经常出错的。然而人还是理性动物，只有理性才是人类克服错误的惟一利器，因为理性可以给我们指出一条一以贯之的法则，即所谓“持一言而终生行之”。这条法则是什么呢？就是普遍适用人世间的法则，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可以一以贯之的法则。它其实就藏在我们的心里，只是常常被我们的情感所蒙蔽。李乾在处决两个“流氓”后的那一刹那，就是因了这条法则的及时出现，制止了他另一个愚蠢的行动；16年后李乾在耳闻目睹了“严打”的残酷现实后，听到一场即将到来的械斗，也是因了这条法则的及时出现，他宁愿冒着受处罚的风险，私下平息了这场风波。也许他自己仍然坚持认为是自己的赤诚之心在起作用，但是我宁可相信“良心”二字。

良心就是普世法则，就是那个“持一言而终身行之”的法则。然而，我们毕竟是有丰富和复杂情感的人类，谁也不能确保我们的一切行为都一一符合这样的法则。所以，敬畏和反思是我们保持健康的良药。良心是全人类共同的良心，谁也不能说他的良心就是绝对的、真正的良心，他能代表全人类，是大救星，这就是敬畏；人的行为永远和那普世法则有差异，因为人不可能真正做到为道德而道德，为义务而义务，总会有感性的目的在起作用，所以我们需要反思，反观我们的行为与那普世法则的差距，这就是忏悔的精神。

我在李乾回忆录中发现，这不是一部简单的历史的记录，而是作者用数十年沉淀下来的血和泪的思考重新解读那一段历史，不管他和我们一样还有多少困惑，多少未解之题，甚至还有多少牢骚和不满，但是他的敬畏、他的反思、他的忏悔，他那心中萌发的普世情怀，是贡献给我们读者的最精华之所在。20080827